talich闲侃

Greenberg 老师说，Schifrin 同学看了 Brubeck 同学 Take Five 的谱子第一页，受到启发，就写出了 Mission : Impossible 的主题。

心里觉得，这两好不搭调啊。不信，于是去听了听，才发现，这前奏和 MI 的主题果然像得紧。

Greenberg 说 Richard Strauss 的圆舞曲太红了，美国也受到影响，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时间出现了许多三拍子的歌曲，有很多都是耳熟能详，比如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和 Happy Birthday to You。

IQ 测试是有文化上的偏向的。

比如这是 Alexandra Luria 在苏联采访一偏远地区的农民，问他 IQ 测试的问题：

Q: 鱼和乌鸦有什么共同点？
A: 鱼──在水里。乌鸦在天上飞。如果鱼到水面上来，乌鸦就会去啄它。乌鸦可以吃鱼，鱼吃不了乌鸦。
Q: 你能用一个词来同时形容它们两个么[比如 “动物”]？
A: 你要是用 “动物” 来形容它们，那就有问题了。鱼不是一动物，鸦也不是。人可以吃鱼，但不会去吃乌鸦的。

这种问题在早年的 IQ 测试很常见。后来这种考词汇量和信息量的东西就少些了。可是调查发现，这一百年来，IQ 测试的正确率升幅最大的不是这些信息，词汇，算术这种有强烈文化背景的，而是相似度，缺失图案这种分析题。所以有人认为，现代人是变聪明了。

但是，看 Luria 的另一个问题

Q: 常年下雪的地方，熊都是白色的。Novaya Zemlya 终年积雪，那里的熊是什么颜色的？
A: 我只见过黑熊，我没见过的就没法说了。
Q: 那从我的话里能推出什么结论呢？
A: 如果你不能去那儿，光靠文字，什么都得不出。如果有个 60 或 80 岁的人在那儿见到过白熊，再告诉我，我会信他。

很显然，这个农民很清楚抽像思维和实证的区别，也知道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白熊的结论。但对于他这样的人，更相信实证。这是实际生活需要所迫。

反过来，现代人的 IQ 测试里抽象思维要好，说明现代社会更强调抽象思维能力，所以现代教育也就向这个方向培养，所以成绩也自然提高了。

Spearman 还发明过这么个玩意：

The g factor, where g stands for general intelligence, is a statistic used in psychometrics to model the mental ability underlying results of various tests of cognitive ability.

Spearman observed that schoolchildren’s grades across seemingly unrelated subject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reasoned that these correlations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a dominant factor, which he termed “general intelligence.”

交易就是一种 trade off，不管是买东西还是卖唱。Philip E Tetlock 把这些 trade off 分成三类：

• routine trade offs：最正常的 trade off，个人选择，比如和你玩不和他玩，给这个活动捐钱不给那个。
• taboo trade offs：一般是 sacred 的价值和世俗价值对换，比如卖友求荣这种的。
• tragic trade offs：两难选择，比如两个人只能救一个这种的。

Tetlock 说，政治上的，攻击对手，往往是把对方的作法形容成是 taboo trade offs。比如去打阿富汗就是让美国人去送命。反击者，就是把 taboo trade offs 转换成 routine trade offs，或 tragic trade offs。比如打阿富汗，就是用生命换自由，或者 war on terror。

就是自己吃会亮，看别人吃也会亮的神经元啊。

from wiki:

A mirror neuron is a neuron that fires both when an animal acts and when the animal observes the same action performed by another. Thus, the neuron “mirrors” the behaviour of the other, as though the observer were itself acting. Such neurons have been directly observed in primate and other species including birds. In humans, brain activit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mirror neurons has been found in the premotor cortex, the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 the prim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and the inferior parietal cortex.

From wiki:

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Lawrence Kohlberg's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或译为柯尔堡道德发展阶段，是美国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用以解释道德判断发展的理论。
柯尔伯格的6个阶段归属3种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与皮亚杰建构主义的认知发展理论阶段模型类似，柯尔伯格认为阶段的倒退 – 丧失高级阶段的能力是极为罕见的。即便如此，还是没有人一直能够处于最高阶段。不可能“跳跃”中间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的观点更加全面、更加综合、也更清晰。

    水平1 （前习俗）
            1. 服从与惩罚定向
            2. 利己主义定向
                    （“对我有何益处？”)
    水平2 （习俗）
            3. 人际和谐与一致
                    （好孩子定向）
            4. 维护权威与社会秩序定向
                    （ 法律与秩序定向）
    水平 3 （后习俗）
            5. 社会契约定向
            6. 普遍伦理原则
                    （ 原则与良心定向）

看来我儿子果然后处于前习俗阶段。在外面玩的时候，问他：“蛋蛋，游乐场是蛋蛋的还是大家的啊？”，他会给出政治正确的回答：“游乐场是大家的。”。但有时会小声，像是自言自语的说，“游乐场是蛋蛋的，不是大家的。”

很多说 stand-up comic 的不会讲笑话。因为 stand-up comic 不靠这个。

说笑话是：
有一天，两个犹太人进了一个酒巴，……

stand-up comic 是
那天我在酒巴里 ……

作一个 stand-up comedian 的关键，在找到自己的形象（Persona）。这就好像 Chaplin 找到了他的流浪汉一样重要。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形象，就好像有了一个扭曲的镜子，把世界向这个镜子一照，笑料就出来了。

所以 stand-up comic 不是笑话。同一个笑话，你说，我也说。stand-up comic，是和那个 comedian 捆在一起的，我说得，你拿过来，却说不得。你比如

说笑话是
想知道离婚是啥感觉么？有这么个人，……

stand-up comic 是
想知道离婚是啥感觉么？那你看看我这张脸吧，……

stand-up comic 也不说故事。

stand-up comedian 很多都是在酒巴里练出来的。酒巴里的人，有一耳朵没一耳朵的。你讲三分钟故事为了一个大招的，是没几个人能全听下来的。所以 stand-up comic 要三五句就出一个笑点。

但这不是说它没结构。一场好的演出，都很整齐，起头，发展，收官，都会很清楚。每个笑点，都是 set-up + punchline 的结构。

虽说 stand-up comic 是百无禁忌，但有几个主题少有人说，说的好的都不是一般人：
种族问题；绝症重症；粗口脏字；排泄物。

最后一个，是实际限制。在酒巴里说这个，弄不好会很狼狈。

from wiki

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术语，1931年由丹尼尔·卡茨（Daniel Katz）和弗洛伊德 奥尔波特（Floyd H. Allport）创造，描述“一种情形：群体多数成员私下拒绝一种行为模式，但是错误地想像其他大多数人都接受它…用Krech和克拉奇菲尔德（Crutchfield）的话说（1948年，388–89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每个人都认为，每个人都相信。”。反过来，这说明有可能得到支持的某种行为模式，在事实上，可能是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的。

and wiki

沉默的螺旋是一个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由伊丽莎白·诺尔-纽曼在The Spiral of Silence : 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中提出。中心思想是：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的说出来。而且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

S S Shergill, P M Bayes,  C D Frith, and D M Wolpert, Two Eyes for an Eye: The Neuroscience of Force Escalation, Science 11 July 2003: 187.

这个实验大约是这样的。有这么个装置，两个人把手指插进各自的压板里，一个人按压板，另一个人的手指就会感到同等的压力，反之亦然。实验指示是，以对方压你的力量同等的力回压。最开始的力是由一个 torque motor 发出的，0.25 N。三个来回后，按的力升到了 3.2 N，平均下来，每次回按，参加测试的人把力度增加了 38%。四个来回后，力度是最初的 18 倍。

人对力量的感知是真不靠谱啊。不知道吵架时的嗓门是不是也是如此。